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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阿瑟 中国相比西方更容易理解复杂经济学
发布日期:  2019-11-07 10:08:22 

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创始人,圣达菲研究所的资深人士。这位研究正反馈机制的先驱基于收益递增规律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思想。他在1990年获得熊彼特奖。

技术的本质

作者:布莱恩·阿瑟

译者:曹东明和王建

出版:湛卢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

《复杂经济学》

作者:布莱恩·阿瑟

译者:贾永民

出版:湛卢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

布莱恩·阿瑟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他的著作《复杂性科学诞生在秩序和混乱的边缘》就在中国翻译,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

布赖恩·阿瑟生来就具有叛逆精神。他本可以留在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但他在世界各地的观察和对话已经对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尽管“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收益递减”等经济假设仍然是当今许多大学教科书中的黄金法则,但面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主导的数字时代,以及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似乎很弱。新技术将如何影响经济?决策者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阿瑟30年前建立的复杂经济框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将经济现象视为生态圈

新京报:你曾经生活在自由放任主导市场的时代。你什么时候开始质疑传统经济理论了?

阿瑟: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学习系统工程或数学,但是我对经济学很着迷。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课上,教授们都说经济学是一种静态稳定的平衡现象。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也引起了很多困惑。

例如,我们知道英语起源于欧洲的一个岛国,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随之而来的现象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越多,越多的非英语者将被迫开始学习英语来交流。这明显不同于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均衡现象。当我问大学教授这个问题时,他们无法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埋藏在我心中,成为我研究的起点。

我必须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回报率增加的现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经济学家意识到收益增加的结果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或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在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增加回报的论文,但我意识到我需要放慢所有研究的速度,不要匆忙下结论。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正式与传统经济理论分道扬镳。

新京报:复杂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阿瑟:一方面,复杂经济学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的规范和现实。经济体系永远无法达到平衡。传统或古典经济学用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看待经济现象,认为它在平衡的左右两边来回振荡。复杂经济学更接近生物学。经济现象被视为生态圈。新物种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他物种产生一系列影响。甲影响乙,乙影响丙,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988年,圣达菲研究所就从这个角度看待经济学。十年后,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复杂性和经济学的论文。当时,《科学》杂志的编辑想让我给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取个名字,所以“复杂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98年。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合适,也许应该称之为“不平衡经济学”。

新京报: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仅打破了华尔街的金融泡沫,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一些学者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那么,复杂经济学如何看待2008年的经济危机?

亚瑟: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一方面,复杂经济学关注一个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因素,甚至整个系统。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一两家因房地产贷款过多而破产的银行,然后逐渐影响到与房地产行业无关的其他普通贷款,最终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这种多米诺效应造成的不平衡正是复杂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区别。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在2008年崩溃,从2008年到2010年,经济圈内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和修正。观念的转变进展缓慢,但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尚未完全接受复杂的经济学。

与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更容易接受复杂经济学的观点,这可能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易经》等中国作品追求的“和谐”或“平衡”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而不是西方观念中的静态或静态现象,如骑自行车时达到的平衡。西方人口中的“和谐”更多的是指没有任何波浪或蜘蛛网的水面。这对西方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

中国是复杂经济学的活生生的例子

新京报:一些学者认为,复杂经济学非常适合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证券业的一名高管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是复杂经济学的活生生的例子。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探索和测试不同的竞争方法。”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阿瑟:我以前没想过,但我同意。复杂经济学研究决策者如何在经济不确定性面前做出决策。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非常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经济生物或生态模型。物种和生态将在一段时间后选择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中许多最初是无意识的,并试图确定哪些策略是有效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问题,但适应性很强,不断调整战略,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一致的。

新京报: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说过,“我们的java是根据布莱恩·阿瑟的想法开发的。”正反馈效应和增加回报是你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它们在高科技产业中是如何体现的?

阿瑟:正如刚才提到的,我在1998年正式开始这项研究。计算机等各种新技术也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事实上,收益递增理论适用于所有高科技行业。这意味着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越是在市场上领先,他们的品牌就会越受欢迎,公司也会在下一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硅谷等美国高科技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市场往往会使某个企业在这个行业占据领先地位。以微软为例。过去,该公司出售光盘上的视窗,并开发新的视窗系统。微软通常花费近20亿美元。然而,将该系统复制到下一张光盘的成本将非常低。因此,微软公司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这一现象也适用于近年来出现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

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技术。

新京报:圣达菲研究所的许多成员,包括你,都是跨学科专家。除了复杂的经济学,你自己也对技术的发展和历史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为什么经济学家对技术如此感兴趣?经济和技术之间有什么联系?

阿瑟:我过去花很多时间研究发展经济学。我观察到的现象之一是,在1970年代,印度、孟加拉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非常落后,技术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越来越富裕。这一观点也适用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所以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经济是市场、价格、劳动力等。技术和经济是竞争关系。然而,我逐渐意识到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技术中诞生的。

所以我开始研究经济是如何从技术中诞生的。在我看来,我们所知道的每项技术的初始开发阶段都很简单,然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数量级也会变得复杂得多。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技术?技术会进化吗?这也是《技术的本质》一书的主要内容。

新京报:在研究经济系统的演化时,复杂经济学特别强调算法的重要性。你认为人工智能领导的时代怎么样?新技术的出现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吗?

阿瑟: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中,大多数产品都有复杂的供应链。人工智能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用算法来自动化复杂的程序。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兴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员工失业。许多西方人已经对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深感担忧。

数字时代侵犯个人隐私是另一个令我担忧的问题。

采访/新京报记者李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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